厚德 励学 敦行

　　●沉下心来探索、追求真理，应是“爱因斯坦精神”的精髓

　　●“第二个爱因斯坦”可遇不可求。如果我们抱着“造就爱因斯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恐怕永远盼不来又一个爱因斯坦

　　●纪念爱因斯坦，也需要“忘却”：忘却偶像式的急切追求，纪念真正沉静的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北京时间4月19日晚7时许，上海崇明接收到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出的光信号，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内，这束光信号分成两路传到我国34个城市，最后在北京汇聚。这是由欧洲物理学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起的“物理照耀世界”活动中的中国部分。整个活动中，光信号在24小时内通过一个又一个少年的手，把具有象征意义的希望之光传遍全球，以纪念100年前提出狭义相对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2005年，国际物理年，即“爱因斯坦年”，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大师逝世50周年，也为了纪念他留给世界最珍贵的礼物诞生100周年。

　　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问世。这一年，他相继发表了3篇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论文，论证了原子真实存在，解释了微粒的运动规则，提出了“光电效应”。

　　爱因斯坦又一次激发了人们的梦想：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爱因斯坦？可是，物理之光照耀的不应只有这样的想像，更应该关注的还应有“爱因斯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的传递，比一个难题的破解、一个科学家的问世更具意义。

　　再品“爱因斯坦精神”

　　据悉，在德国，纪念爱因斯坦的活动被看成是激发国人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强心剂。而在我国，和“希望之光”一起通过电子邮件传来的10道物理题也引起了青少年爱好者对物理学无限的兴趣。

　　复旦大学长期从事半导体研究的物理学家黄均鼐教授说：“爱因斯坦精神就是一种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当时，真正懂得狭义相对论的人很少，他面对的大多是争议的声音。而真理恰恰是通过学术上的不断争辩而浮出水面的。这样的精神对于我们目前的科研来说尤其可贵。”

　　100年前，爱因斯坦提出那个最著名的公式E＝mc2。面对学术界以外一个无名小卒的惊人论断，科学界在一段时间以后才作出回应。直到1922年，也就是爱因斯坦获得10次提名以后，他才因为光电效应而得到诺贝尔奖。杨振宁曾经这样解读爱因斯坦对真理的简单追求：上帝不那么简单，可也不是狠毒的。上帝创造了自然，自然的规律是很妙的，但并不是故意引你入歧途，使你不懂。只要你弄对了，你就可以懂。

　　上海市科委主任李逸平说：“对于物质世界基本规律及其奥秘的探索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神圣使命。爱因斯坦的精神就是沉下心来锲而不舍探索自然、追求真理的精神”。沉下心来探索真理，这或许就是“爱因斯坦精神”的精髓。

　　一个叛逆的科学怪才，站在牛顿的肩膀上挑战权威，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也许，在纪念爱因斯坦的活动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偶像式的坐标人物。

　　“第二个爱因斯坦”可遇不可求

　　“21世纪，完全有可能出现第二个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年”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无可厚非。但是这个问题和那个困扰国人多年的诺贝尔奖的问题一样让我们尴尬。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不科学。”李逸平主任说。纵观历史，科学大家的诞生有其偶性，但偶然性的背后隐含着必然性，其中也与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科学进步乃至人文历史相关联。李逸平以为“科学大家可遇不可求”。

　　很久以来，我们对于科学水平的评价是建筑在西方的评价标准体系之上的，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评价问题一定有地域和民族的局限性。当我们把诺贝尔奖和爱因斯坦作为标尺的时候，等待科学大家的出现就成了我们急切的目的。

　　黄均鼐教授表示，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第二个爱因斯坦”，都不能说明科学上的巨大飞跃，这只是一个突然冒出的“点”而已，我们要关注的是整个“面”的提高。

　　其实，由点及面的武断，本身就不是科学的精神。“在科学水平普遍提高的过程中，科研工作者才能有高起点的成长环境，这样自然而然就会有真正的科学大家的出现。这不是一个目的，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结果而已。”黄教授说。

　　上个世纪80年代，赵鑫珊的一篇《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曾经激起了对中国科学家培养机制的诸多争论和探索。遗憾的是，近20年之后，我们仍然在争论同样的问题，问题的背后带着更加浓重的非科学的色彩。“我可以肯定，真正的科学大师，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在内的诸多真正的科学家，他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绝不会考虑何时拿到奖项，如果冲着诺贝尔奖去搞科学研究的话，这样的所谓‘科研’还是尽早放弃为好。同样，当我们抱着造就‘爱因斯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的时候，‘爱因斯坦’永远出不来。”李逸平说。

　　纪念也需要“忘却”

　　1905年，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惊人论断动摇了传统的经典物理学的大厦而被后人称为“奇迹之年”，尽管这个奇迹在当时甚至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

　　奇迹不是刻意造就出来的。无论从科研本身还是科研评价和管理，都需要真正的科学态度。

　　“我们现在的科研工作态度很粗糙，拔苗助长是绝对行不通的。”复旦大学一位从事电子信息研究的教授表示。他所说的“拔苗助长”，是指近些年不断涌现的学术浮躁问题。“科学家绝对不是社会活动家。”他指出。

　　即使在“奇迹之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也仅仅用了5篇精彩的论文征服了世界。而现在，有的科研工作者一年就可以有100多篇挂名的论文。在这样的反差下，我们是否应当把造就“爱因斯坦”的急切愿望暂时搁置，鼓励真正沉静的科学研究精神？

　　“许多学者的确有这种耐得住寂寞的素质，但现实许多情况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无法沉下心来埋头做好科研。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处理非科研类事务，没有足够时间搞真正的科研。”黄均鼐教授说。针对这个问题，李逸平主任指出，我们固然不能通过论文或专刊的数量指标简单地来衡量科技工作者的工作业绩和能力，但是如果完全缺乏客观、可以量化的评价体系和评判标准也是有问题的。

　　黄教授曾经和著名的物理学家谢希德教授在同一个研究室共事，他说，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谢教授从来都是自己用手摇计算器进行演算，学生演算过后她还要自己再做一次。但是现在，几乎没有导师会自己做这些事情。

　　“关键是环境营造的问题，这个环境有广义的环境也有狭义的环境，包括全民科学素质提高，共同营造自由宽松的科研氛围等等。”李逸平主任说。

　　据悉，作为上海市的科技主管部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近年积极推动全民科普的活动，加强政府引导，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社会共识、社会尊重和社会合力，推动科技进步。增强全社会对科学研究的认识。遍布全市100多家不同类型的科技展示馆、专业博物馆也是科学普及的重要载体，并且还在不断充实和完善之中。

　　全社会的科学精神是“奇迹之年”带来的真正思考。“奇迹之年”不单是个人创造的，一个充满学术争辩氛围的时代对于爱因斯坦而言同样重要。“奇迹之年”对于现实的意义，也绝不仅仅在于科学家以及科研问题的讨论。也许，对于爱因斯坦也需要“忘却的纪念”：忘却偶像式的急切追求，纪念真正沉静的科学精神。

　　《华东新闻》 (2005年04月22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