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县太爷怎么啦
这些日子，有关“县太爷”威风的新闻引发街谈巷议，简直令人心悸。 “彭水诗案"， “稷山文案”，校长为合情合理合法的公事求县长签字竞被县教育局下今停职检查并遭公安局拘留，县政法委书记带领警察进京抓记者，……俗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习惯于被奉为至尊的“县太爷"算得上是老虎屁股了，除了顶头上司之外，谁也不能动他们一根毫毛，本地的百姓不允许，外地的记者也不允许，谁要敢冒犯，就出动警力，让他尝尝专政工具的威力。怪不得网民称绥德县的崔博县长为“中国最牛之县长”，封西丰县的张志国书记为“中国最牛之县委书记”。
人们不禁要问：如今这些“县太爷”究竟怎么啦?怎么会弄出如此接二连三滥用权力的案子呢?
中国县一级政权太重要也太特别了。它不同于乡镇一级的基层政权，县委、县政府拥有的权力十分齐全而强大，掌控着全县一切资源，其中也包括公安检察司法部门，简直比世界上一些小国领导人的权力还要大。而现行体制对县级党政主要领导的监督偏偏又显得分外乏力，天高皇帝远，数量又十分庞大，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对他们往往流于形式。和大中城市相比，县里民众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政治参与意识也比较低。有人曾将这一现状概括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以至在某些地区，县委书记(也包括县长)成了腐败的“第一重灾区"，专制霸道、飞扬跋扈、民主空气缺失的重灾区。应当说这两个重灾区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因为一切事情个人说了算，权力不受制约，一些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腐败行为有恃无恐，且不能及时发现和查处。以公安司法部门来说，无论公安、检察、法院，都受制于地方，相当程度上须听命于县委书记，得罪了县委书记，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警察权力和司法权力地方化的问题已十分突出。现实生活中，公安警力常常被领导用于非治安事务中，不管什么性质的问题，只要出现难题，县委书记一声令下或作个暗示，本不该警方管辖的领域都会出现警察的身影。在他们看来，用警方出面处理问题，多么简单干脆，多么省心省力啊!
这还是一个老问题：这些“县太爷"的权力究竟是谁给的。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实际情况似乎是官员的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和人民群众基本无关。这就使得一些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眼睛向上，只对上级负责，根本想不到要对群众负责，他们对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呼声嗤之以鼻，平时习惯了下级对他们阿谀奉承，当听到来自群众的批评，便一触即跳，甚至下决心杀一儆百，最厉害的一招是动用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警察在他们手中简直成了为虎作伥的工具。
不出所料，西丰事件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也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这种情形下，西丰县警方不得不低头，宣布撤销拘传记者朱文娜，理由是“此举不妥”，并派人到《法人》杂志登门道歉。与此情形相似的是，在陕西榆林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下，绥德县也撤销了对职中校长高勇的拘留决定和停职处分，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还随同市委书记一起看望高勇校长，表示道歉。这当然是好事，只是西丰警方及绥德警方的态度为何如此迅速转变?无非是因为他们各自的上级领导表了态，县里领导不敢不听，这还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属人治而不是法治。事实上，单单用上级表态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虽眼前有效，但靠不住，也不能持久，以后类似问题还会不断发生。上级领导不是千手千眼佛，不可能每件事都过问、每个问题都表态，根本在于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人，而不是用人管制度、替代制度。再说，西丰和绥德有关领导一声道歉便万事大吉了吗?如果他们当初的决定不被舆论监督曝光，朱文娜记者和高勇校长便很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反过来，县领导和公安部只一声道歉便轻轻松松完事，这公平吗?能使他人引为警戒吗?因此，法律的问题还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朱文娜表示向中国记者协会提出申诉，要求“娘家”发出正义的声音，同时将对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对她的诽谤提出反诉。这是朱文娜的正当权利，应得到支持。此事应当彻底调查清楚，以法律为准绳，有个大是大非标准，而不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明不白地销声匿迹。
从西丰和绥德出现的两件事来看，新闻舆论监督至关重要。有些习惯于称王称霸的“县太爷”十分仇视舆论监督，骨子里害怕舆论监督。这正证明，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防止官僚主义、遏制腐败的强大武器。